太陽花學運屆滿一年，這段時間陸續出現許多文章回顧，有抒發情緒、有檢討、有倡議的...身為助人工作者，我想從「需要」的角度來談談這場轟動一時的大型社會運動。
美國心理學家Murray將人類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，包含生理上的需要，以及屬於人類獨有的、滿足於精神生活和社會活動的心理需要，這兩種需要構成了人的基礎，進而與社會環境產生作用，我想談的「需要」，指的便是心理層次的需求。
世間的所有，皆因回應需要而生，只是在回應之前是否對這個「需要」有足夠真實的理解？
就我所見，心理治療工作者多半以PTSD（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）或大型災難事件來定義太陽花學運所產生的影響，並提出相關處遇方式或建議，這些是真實被需要的嗎？
這一年來我實際接觸了多位這場運動的核心決策者，以及為數不少的積極參與者，感謝各種緣分。和他們談話的過程我不認為有誰需要PTSD的處遇建議，或是諸如大型災難事件後的創傷治療，看不出什麼地方符合PTSD的定義－「人在遭遇或對抗重大壓力後，其心理狀態產生失調之後遺症」，這些人好的很，腦袋清楚、邏輯縝密、渾身充滿能量（是種隨時可以再次衝進立法院的氣場），明顯有別於PTSD可能產生之麻木、失憶、缺乏現實感...等解離症狀，誰說他們受創了？
既然他們多半沒有PTSD的困擾，助人工作者在其中究竟要扮演什麼角色？
回應，是相對於需要而存在的。一次又一次的訪談過程中，我注意到一些需要討論的較多是生涯規劃、人際互動，或是個人與環境系統間的議題，雖說採集的樣本不一定能準確代表整個母群體、雖說每個人的經驗都是獨一無二的，但我相信這些經驗一定程度地反映了某些人的需求，也代表了社會狀態的某個部分 。私以為無論助人工作者或政府官員，在溝通歷程中必須真正的接觸、了解，並回應這些真實的需要，才有機會產生有意義的互動與協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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